“左手通俗  右手學術”故事化再現海洋中國

——冰凌訪青年學者曾筱霞

日前拜讀青年學者曾筱霞大作《海上福州》，仔細研讀之后，不由拍案叫絕。該書秉持著其一貫的文風：立足尋常事物，切以刁鉆角度，賦予常理人情，博古通今且新穎大膽。最值得稱道的莫過于她擅長將復雜的學術問題通俗化，左手通俗，右手學術，不禁讓人感慨其知識儲備之豐富、學術觀點之獨特、論述方式之巧妙。

曾筱霞長期從事跨文化交流與文藝作品創作，聚焦跨文化傳播中的中國形象塑造以及中國海洋文明研究，其代表作《外國人筆下的福建形象》為美國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曾多次受邀前往福布斯家族博物館、布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在大眾文化傳播領域，其多次執筆央視紀錄片，作品發表于《法國研究》、《北大商業評論》、《中國國家地理》等影響力刊物；還曾受邀成為人民網《“行走新絲路”跨國采訪活動》福州站專家、東南衛視《揚帆走海絲》的學術顧問。

近期曾筱霞正籌備《海上福州》一書的再版以及“海上福州”系列巡回講座，該書2019年作為《美國華人華僑慶祝新中國成立７0周年大會》、《我和我的祖國成就展》的參展推薦書籍之一，在紐約榕籍華僑間引起強烈的反響。《華人》雜志近期準備推出一系列青年華人訪談，借此機會邀請曾筱霞接受本刊的專訪，講述她創作的心路歷程。

冰凌：從第一部作品央視紀錄片《閩商》開始，無論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外國人筆下的福建形象》、紐約商務出版社推出的《曾筱霞解讀國際電影》，還是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海上福州》，你的作品雖然題材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便是以全球視角的來講述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中國故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創作傾向？

曾筱霞：這可能和我家族歷史有關。我的故鄉在福建廈門，這里是中國著名的僑鄉，也是近代中國最早對外通商的口岸之一。福建當地自古以來就有出洋尋找財富和機遇的傳統，這里的人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遠渡重洋，尋找契機以實現個人價值、改善族群命運、拯救家國危難。跟很多福建人一樣，我本身就是“海絲”的產物：外曾祖父前往緬甸經營珠寶、布匹生意，再與緬甸當地女子結合，生下我的“番婆”外婆。在外婆14歲那年，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略緬甸，才帶著外婆回到中國。小時候，外婆總是和我講述回國航程中“七洲洋”的兇險以及兒時故鄉的異域風情，外婆的故事在我心田種下了對異世界的向往與渴望。

▲ 央視《下南洋》紀錄片攝制組在《中國國家地理》中看到了我所撰寫的外婆的故事，特意前往廈門進行相關采訪拍攝。可惜當時外婆的神志已經不是很清楚，但她仍記得她是坐著“慶豐號”來到中國，她祈禱有朝一日可以回緬甸看看，很遺憾《下南洋》紀錄片拍攝后不久外婆便與世長辭，這一愿望最終不能實現。

在經濟窘迫的八九十年代，電視是普通人最廉價的消遣。廈門與臺灣一水相隔，與香港也相隔不遠，只要用易拉罐做成簡易天線，就可以看到對岸臺灣的華視、中視、香港的鳳凰衛視等港臺頻道，再加上各種盜版影碟的盛行，從記事起，臺灣的歌仔戲、香港的武俠片、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日本的動畫片，BBC、NHK的紀錄片，這些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影視作品伴我成長。在高中離家住校前，我每天回家主要任務就是看電視，廣告間隙才“抽空”寫作業，雖然沒少因這一“不良惡習”挨罵挨打，這一不務正業的習慣延續至今。電視以及后來的網絡，成為我認識世界、感知人生的重要渠道，其廣泛的體裁、繁盛的內容、宏觀的視角不知不覺地塑造我的思維方式。上大學后主修文學，有機會進一步研習國內外優秀作品，萌生創作的渴望。我成長于改革開放初期，當時國人的主流創作中默認了“閉關自守”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預設前提，我不喜歡這種預設前提，我的家族背景、我所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影視作品，隱約告訴我——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優秀的中國故事一定具有打破文化隔膜引起共鳴的力量，我期待有朝一日全世界不同地域的人們能喜歡上我所創作的動人中國故事。就是抱著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雄心壯志，我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冰凌：你創作了不少紀錄片、科普讀物、人物專訪，影評作品也寫得很好，早幾年在《華人》雜志上還有你的影評專欄。卻很少見你從事小說、影視劇本之類的大眾通俗文學創作？從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高學術含金量是你個人創作在內容上鮮明特色，每次讀完你的作品感覺拓展了好多知識，給人的感覺你在作品中“傳播知識”遠比“談情說愛”或者“通關打怪”更為重要。

曾筱霞：我也很想從事小說或影視劇本之類的創作，可惜沒人找我，哈哈（大笑）！這是因為我的主業是大學的教學科研，也有一些社會服務工作，目前絕大部分的作品主要應邀創作。等我實現財務自由和時間自由估計會寫一些歷史題材或架空幻想類作品。

當然創作與個人經歷、個人性格密切相關，我從小就是個典型的“十萬個為什么”寶寶，雙子座熊熊燃燒的八卦魂和永無止境的好奇心，使自己對于“求知”這件事有著非比尋常的熱情與追求。除了好奇心旺盛之外，本身又是一個很愛賣弄學問的“半桶水”，因此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藝創作，都成為了個人滿足天性的一種釋放。

基于此立場，“左手學術、右手通俗”，便成為我個人創作生涯伊始便明確的自我定位。讀書的時候，我見過很多的師長著作等身，學識淵博且觀點獨到，但始終局限在學術小圈子內，難以“破圈”示眾。這與我國高校、研究系統的職稱評定機制有關。該機制規定職稱評定只與論文和學術著作的發表數量、質量有關，科普創作、文藝創作未能納入該體系之中，無助于職位晉升。因此很多專家學者傾向于在象牙塔里潛心鉆研。與此同時，學術研究是有一定的知識壁壘的，學術語言也有自身的體系規范，復雜晦澀的學術術語和學術論文的固定模式，常使一般大眾敬而遠之。相信不少讀者一聽到“論文”或“學術作品”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艱深晦澀”、“曲高和寡”之類的詞匯。學術界經常調侃，當你把論文寫到誰也看不懂的時候，就是你出人頭地的時候。雖是調侃卻也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畢竟，學術作品與大眾審美存在相當界限鴻溝。兩者之間的轉換不僅要求要有深厚的學術功底，也需要相當的文學造詣，即懂得用各種文學手段來詮釋、演繹復雜的學術問題。

客觀說來，學術作品與大眾通俗作品之間的天然壁壘，反而成為我個人發展難得機遇：自進入大學以來，一直接受正規、邏輯嚴謹的學術訓練，使我培養了一定的學術思維，掌握了一些治學方法。另一方面，個人在“審智”立場上的審美取向很自然地影響創作題材選擇。我特別喜歡美劇LIE TO Me、日劇《神探伽利略》、港劇《心理追兇》、韓劇《法學院》之類的作品，這些作品把表情學、物理學、心理學、法學等學科艱深晦澀的專業知識通過巧妙的敘事手法包裝轉化成引人入勝的故事性情節，實現知識的大眾普及。我個人非常喜歡借鑒這種創作模式：即將專業知識故事化、形象化，從而成就更廣闊的傳播空間。“左手學術、右手通俗”，對我而言是順其自然的結合。我希望用通俗化的語言和生動形象的故事來詮釋相對復雜而抽象的概念，也希望用堅實的學術積累和開闊的學術視野賦能主題創作，提升內容的知識覆蓋面和價值含金量。

親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老軍醫常福堂的回憶錄，是頗能代表我個人創作風格的作品。老人家十幾歲參加八路軍，后來成為軍醫，隨著隊伍南征北戰：1938年加入八路軍在家鄉山東一帶活動；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軍部重建，常福堂老先生跟隨部隊從“八路軍”改編為“新四軍”，投入陳毅麾下效力，之后隨著這位老首長征戰四方；解放戰爭后期，作為最早接收上海的首批華東野戰軍戰士，他又見證了遠東巴黎的解放與和平過渡，并進入上海軍醫大學（后來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習，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醫學類大學生。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在上海軍醫大學學習時最年輕的老師就是后來被譽為“中國肝膽之父”的傳奇院士吳孟超……從上海畢業后，常老首長又分配來到當時的前線福建，并在閩地扎根數十載，成為當地有名的軍醫。當時原先打算為老人家做一個簡單的采訪，后來被老軍醫九死其猶未悔的“軍魂醫者心”所深深觸動，于是衍生了為其創作回憶錄的想法。八十多歲老人家的口述平實而簡單，就事論事，樸質無華到了極點，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重大歷史時間的親歷者與見證者，還經常因時光久遠記憶混淆而出現錯誤。我通過對大量史料的收集與把控，將老人家的近九十年的人生經歷巧妙地縫合進中國近現代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背景中，將個人史與時代史進行了有機融合，并以老人家個人獨特的“戰士+醫生”的復合視角出發，將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悲憫相映襯，建構出小人物親歷的跌宕起伏的風云時代與風云時代中的鮮活個體體驗，較好地實現了“小人物大歷史”。

▲ 這部以“軍魂醫者心”為主題回憶錄，以親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軍醫視角出發敘述歷史反思戰爭。書中有著不少生動的歷史細節，如解放軍初入上海花花世界時的心態，陳毅老總在戰士們面前的形象等，非常適合改編成影視作品。

冰凌：之前看過人民網對你的采訪，最近又拜讀了《海上福州》，你近期的研究和創作的焦點轉向海絲、海洋文明領域？

▲ 曾筱霞大作《海上福州》

曾筱霞：其實，我對海絲的研究開始得很早，始于2004年左右。我祖籍在泉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海上絲綢之路發源地），出生在廈門（近代中國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著名的僑鄉），后來又到了福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近代海軍搖籃）讀大學，成長的過程中浸染了閩地悠久海洋傳統。或許是作為閩商后人的血脈感召，或許是作為海絲產物的基因作祟，或許是兒時那些多元文化的影視作品的不自覺浸染，經過四年的中文專業基礎培訓之后，我選擇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中跨文化研究作為自己研究生階段研究專業，聚焦當時非常冷門的福建海洋文明研究的跨文化傳播，從這時起我正式進入海洋文明研究領域。當時中國海洋文明研究剛在以廈門大學為代表的中國學術圈初露曙光。大陸主流的學術界仍然延續黑格爾“中國沒有海洋文明”的論斷，對“中國海洋文明”一說呲之以鼻。當時的我學術根基淺，頗點無知無畏的莽撞，我總覺得中國那么漫長的海岸線，那么多精彩“下南洋”、“過金山”的華僑故事，怎么就不可能發展出屬于自己的海洋文明形態？難道只是因為黑格爾說沒有就沒有？適時西方學術界涌現出一批如美國的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日本的濱下武志，臺灣的陳仲玉等學者，分別從經濟學、貿易史、考古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開始了對東方海洋文明的關注與挖掘。福建本地的考古學、華僑史、對外貿易史研究也獲得了相當的進展，建立在國內外一系列前沿研究成果基礎上，以海洋為核心，涵蓋族群演化、生產貿易、建筑交通等方方面面的“海洋福建”，甚至是“海洋中國”亟待破繭而出。

  ▲ 2013年前往福布斯家族博物館，與19世紀世界首富、約翰?福布斯義父伍秉鑒的畫像合影。

在一次2001年偶然的閱讀中，我突然看到了《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的關于19世紀世界首富的報道。這位世界首富正是清咸豐年間的廣州十三行行首——伍秉鑒，他是美國鐵路大亨約翰 · 默里 · 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的義父，他改變了約翰 · 福布斯的命運，使其從兩手空空的白人窮小子轉變為富可敵國的商業富豪。伍秉鑒不僅助其創立了旗昌洋行，將大宗中國商品輸送到英國、美國和印度等地，并通過這位美國干兒子投資美國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生意，將伍家生意王國版圖遍布全球。2013年，我應邀前往美國福布斯家族博物館演講之際，見到在其客廳的壁爐上方——這是西方家庭最核心的位置，懸掛的是伍秉鑒的肖像，可見福布斯家族對其的感恩與還念。這位一手促成了福布斯家族輝煌的中國首富，恰巧是我的泉州老鄉，他和其他福建人一樣通過海洋積累巨額財富，以膽識和遠見書寫傳奇。他的故事在西方社會家喻戶曉，卻在主流的中國典籍里難覓蹤跡。這種落差在我的心田種下了從海洋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想法。

大學期間，一次在福州烏山的游歷更堅定了我尋找海洋中國的信念。福州的烏山便是宋代文學家曾鞏筆下的道山，千古傳頌的《道山亭記》正是創作于此地。除了道山亭，烏山還有一座非常知名的亭子——先薯亭，這座亭子為推廣番薯有功的福建巡撫金學曾和海商陳振龍而建。其中祖籍福州長樂的陳振龍前往菲律賓經商，發現了西班牙殖民者從南美洲帶來的番薯，生命力頑強、營養豐富且不擇地而生。陳振龍意識到這種高產作物如果能帶回備受饑荒困擾的故鄉，不知將會養活多少人！可是當時西班牙殖民者嚴禁番薯出口，違令者死。陳振龍冒著生命危險突破西班牙殖民者的禁令，將番薯藤從馬尼拉帶回福州，以福州為中心向華夏大地推廣，推動了古代中國第二次糧食革命，為康乾時期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因此有學者認為福建人從海外引進的番薯是康乾盛世的幕后功臣。

無論是跨海投資的伍秉鑒，還是越洋帶回救命糧的陳振龍，我的福建老鄉們演繹了多少關于海洋的精彩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在海絲的發展史上，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伍秉鑒”和“陳振龍”？還有多少未宣于世的海洋傳奇？在認知的驅動下，我突然有種神圣的使命感：要為那些或客死異鄉或榮歸故里或扎根當地的先輩們發出聲音、留下痕跡！于是我開始從大量中外文獻與各地博物館、藝術館挖掘關于海洋中國的蛛絲馬跡。我碩士期間專業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于是選擇從外國文獻入手，尋找“外國人筆下的海洋福建”。畢業論文以法國外交官克羅代爾的《認識東方》一書切入，探討外國人筆下帶有海洋色彩的福建形象的特點與成因。相關階段性成果《法國詩人的福州情結——保爾 · 克洛代爾筆下的福州》一文發表于武漢大學《法國研究》刊物上使我大為鼓舞。畢業后三年，我繼續充實研究，將三萬字左右的畢業論文深化拓展為26萬字左右的學術作品《外國人筆下的福建形象》，這部作品后來被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所收藏。 

傳統知識體系告訴我們，封建中國被動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了閉鎖的國門。那么國門深鎖的時代，武夷紅茶如何征服英國？原產于福建漳州的天鵝絨如何成為童話中公主和王子身著的華麗服飾？是哪些人將原產于南美洲的番薯、馬鈴薯、玉米、煙草等連同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開啟了中國的“白銀時代”？在中國主流典籍中，因缺乏記載或傳播，我們很難尋找到相關的答案，然而域外的文獻卻為世人打來了另一扇窗戶，讓我從不同角度再次認識中國。作為從海路實現與域外交往的主要地區，福建是中國在海外最具知名度的省份之一，歷史上很多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他們或親臨福建，或通過海外經商的閩人間接了解福建，他們留下了很多關于福建的文本。《外國人筆下的福建形象》匯集數十種外國文獻中關于福建的記載，探討了自馬可波羅時代以來不同時期不同國別的外國作品中所記載、所塑造的福建形象。本書以文本分析的形式，按照形象學的理論方法對這些形象進行剖析分解，從中提煉他者視角所觀察到的福建特質。從對異域文本的解讀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異域他者的視角中，中華文明從來不是單一的農業文明，而是由農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態復合而成的多元文明；其中，福建彰顯出不同于中國內陸其他省份的鮮明海洋個性。正如19世紀在廣州行醫的法國醫生在《一個番鬼在大清》一書中所言：“縱觀整個中國，再也沒有比這里更好的海軍，更敢闖敢干的商人了。即使生活比天子的其他子民更安逸，但福建人還是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尋求冒險和財富。饑荒使他們外出謀生，這是事實。但他們選擇了積極抗爭，避開饑荒而不是忍受西方。”——從某種程度來說，同為海洋文明所浸潤的西方人士比中原掌握話語權的農耕文明衛道士更懂福建……

基于身為閩人后裔的使命感，我把中國海洋文明的研究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以此為基點，進行配套的文藝創作，我希望為更多人，不僅僅是中國人，還有很多對中國存有誤解的外國人，提供通過海洋重新認識中國、愛上中國的新視角和新契機。

冰凌：什么契機促使你創作《海上福州》?

曾筱霞：“海上福州”的創作其實是機緣巧合。2014年人民網策劃了一場大型的跨國全媒體采訪《行走新絲路》，我受邀成為福州站的專家。為了準備這場采訪，我收集整理很多關于福州海絲的資料，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了福州的海洋文明發展史。

2015年，另一場由福建省文聯、《人民文學》雜志社聯合主辦，福建省文學院、海峽文藝網承辦的中國著名作家福建“海上絲綢之路”主題創作活動也邀請我作為隨行專家參與。此次采風團由著名作家、中國散文學會會長王巨才擔任團長，采風團成員包括多位矛盾文學獎得主和魯迅文學獎得主，包括四川作協主席阿來，《民族文學》原主編葉梅，人民文學雜志社主編施戰軍，河北作協主席、魯迅文學獎得主關仁山，天津作協副主席肖克凡，湖北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得主陳應松，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邱華棟，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張楚、潘向黎，以及福建作協主席楊少衡等，可謂陣容鼎盛。我一路上和各位大家交流海絲見聞的同時，也在各位前輩的提點下深化了對福州、泉州兩地海絲歷史的思索。

同一年，我便接到福州市文學藝術聯合會、閩都文化研究院關于《海上福州》一書的邀約。“海上福州”這一書名，源于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于1994年提出戰略思想。本書以習近平主席1994年提出的“海上福州”戰略為原點，以科普散文的形式，探討何以實現習總書記指出“福州的優勢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發展也在于江海”？

2000年，我因升學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懷著閩南人崇尚敢拼會贏的闖勁和特區市民別扭的小傲嬌，挺看不慣這座“佛系”到有點“廢柴”的城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會，福州建國后的確低調了好長一段時間，以至于很多人都把他視為東南沿海的一座普通小城。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才發現從大陸看福州，福州僅僅是東南華夏大地的東南海疆；如果從海洋看福州，這是中國處理海洋事務的核心之城，是中國從海洋聯通世界的樞紐：七千多年前這里便是是古閩族征服海洋的揚帆之地；兩千多年前，福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是中南半島人員物產進入中原的重要轉運港：三國魏晉這里成為中國重要的造船基地；唐代便成為全國四大口岸之一；明代鄭和下西洋更是屢屢在此地侯風休整后揚帆西洋；清末遠東第一造船廠的馬尾船政選址于此也絕非偶然；歷史上，福州是陶瓷、書記、茶葉最主要的輸出端口，也是占城稻、番薯等海外物產重要的輸入端口；這里是海絲諸港中最古老、持續時間最悠久的口岸，她的名字屢屢出現中外文獻的記載中，是世界海洋發展史上不朽的海上傳奇。

從這個角度，我才能理解習總書記的高瞻遠矚，在距今27年前，國內尚未流行“海洋文明”、“海絲”一說，當時的地理課本上對于中國領土的記載僅局限于960多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忽略了廣袤的領海面積。習總書記能前瞻性地提出“海上福州”戰略，為福州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這是多么令人折服的眼光和魄力！

在《海上福州》一書中，我重點梳理了福州這座海上絲綢之路的門戶樞紐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系，展示了“海上福州”的“進化”與“發展”的歷程。該書是市面上第一本系統論述福州海洋文明發展沿革的科普讀物；同時也是第一本嘗試運用人類學、歷史學、經濟學、城市發展研究、中外交通史、人文地理學等多學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闡述、解讀習總書記《海上福州》戰略思想的歷史散文。

這是我獻給福州這座城市的情書，這本書凝聚著我對這座城市的愛與崇敬，記錄著我關于海洋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諸多思考。

冰凌：在這里請容許我用一句話概括《海上福州》的創作動機：通過“海上福州”，了解“海洋中國”。不知這一表述是否準確？是否可以向《華人》的讀者推薦《海上福州》有哪些有趣的、有價值內容？

曾筱霞：冰凌老師概況得非常準確。在這里，我要特別說明一下，《海上福州》一書系初步統化地確立了“海上福州——海洋中國第一城”的福州城市形象制高點定位，從歷史淵源、國際影響力、現實需要等方面對這一定位進行充分研究和論證。本書分為六大部分，分別從“族群演化”、“城建歷史”、“風物故事”、“人物傳奇”、“異域記載”、“海外福州”等角度來彰顯主題。

個人認為最有趣的部分，當屬第四章《閩海風物錄》，這是足以代表筆者全球視野和戰略高度的篇目。本章從日常的稻米、番薯談到了在福州引爆的中國古代史上兩次糧食革命；從茶、書、紡織品等閩人自傲的拳頭產品，談到了日本戰國風云、西方運茶比賽、全球白銀流動……本章從這些具體而微的風物故事中折射出風起云涌的時代變遷，詮釋了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的福州如何借助舟行四海、貨通天下的優勢影響世界、造福人類。

最具獨創性的內容則推薦第一章《向海一族》，文中引入了最新人文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推演閩人族群的演化歷程，期間融入大量筆者的獨創性思考：如《曇石山——族群命運轉折點》一文中，探討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同屬于“南島語族”，同樣從原鄉殼丘頭出發，西向大陸的閩先民后裔們已邁過多級文明階梯，而他們向海洋進軍的太平洋諸島同胞卻仍停留在原有的文明階段？《鮫人傳說——福州疍民的前世今生》一文則從中國人魚（鮫人）的傳說中勾勒福州海洋族群的生存圖景。《唐部人與諸娘子的悲喜婚姻》則是另辟蹊徑地以婚戀隱喻入閩漢民與福州土著的族群融合。

最有難度的也是最值得驕傲的是第二章《城與海的無盡華爾茲》，本章從不同時期的城建角度來探討福州城是如何在江海合力下一次次實現重塑形體、自我更新，完成自身的華麗蛻變。

如果要選擇一篇最能代表我個人文風的作品，我推薦《追憶絲綢華年》一文。該文開篇以服飾串聯起宋代黃昇墓主人生命中最隆重的兩大場面——出嫁和入殮，濃墨重彩地渲染了這位貴族女性奢華卻短暫的一生，由此開始了對福州紡織技藝傳承與發展的描述。該文突破了一般科普性的說明、記敘手法，大量場景式描寫的采用將當時的社會背景、人物身份地位、紡織技藝，這些史料元素與墓主人身份地位相呼應，與其命運情感相融合，讓這些令后世嘆為觀止的墓葬品，不再是博物館中冷冰冰、靜悄悄的死物，而具有生命的活力和感人的溫度。

總體來說，《海上福州》貫徹了“左手學術、右手通俗”的創作主張，延續“全球視角”與“故事敘事”兩大創作手法，紀錄片風格的語言，故事化的敘事模式使文章闡述大量專業性知識的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閱讀的趣味性。 全書雖然多達31萬字的體量，卻沒有給人冗長乏味的感覺。

該書成稿之前，書中的不少作品已陸續發表在一些重量級刊物上（如《法國研究》、《北大商業評論》、《中國國家地理》等，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該書出版后，部分文章陸續被人民網、《東南學術》、《閩都文化研究》雜志、香港《華人》雜志廣泛轉載。個人認為本書在海內外有一定影響力的原因在于這是目前市面上鮮有從海洋角度講述中國故事的通俗讀物，福州作為最能代表海洋中國的城市之一，這座蝦油味的城市濃縮了海洋中國的無盡風華，期間發生的故事不僅影響深遠而且引人入勝。當然習總書記的戰略思想本身具備相當感召力！通過對“海上福州”的敘述，引領讀者跳出傳統的思維定式，在故事中沉浸式地領略“海洋中國”的精彩與不凡，學習習總書記的遠見與卓識。